百年前，乡村复兴方兴未艾，然遇国家积贫积弱，世局动荡，内忧外患；四十年前，农村改革带动全面改革，但国力匮乏，只得舍村促城富国，终成举世伟业；审视当今，国强城富政通，可谓承天时得地利顺人和，乡村振兴正逢其时，大有可为。
   国家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旗帜鲜明，方向明确，将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一项战略单独提出，且居于重要位置，这是开天辟地头一回，重要程度可见一斑。可以想见，中国将迎来乡村振兴的前所未有机遇，之所以有如此论断，核心在于认清六大转变。
一、“振兴”VS“复兴”
除了上述重要性之外，这里其实还想说的是为何未使用业界、学术界先前一直倡导的“乡村复兴”？深刻的内涵是什么？

   首先，释义“振兴”和“复兴”。依据百度百科，“振兴”：振发兴举,增强活力；举拔；整顿恢复；使发展、兴盛。“复兴”：指衰落后再兴盛起来，再创辉煌；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其次，分析提出语境。翻阅历次提法，使用“振兴”的主要有“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使用“复兴”的主要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复兴之路”、“复兴号”高铁，此外，使用复兴的典型如欧洲“文艺复兴”。
总体来说，1、“复兴”层次显然更高，“振兴”次之。2、之所以使用振兴，而非复兴，表明国家并不认同乡村衰败。固然，乡村存在诸如空心村、发展滞后等各类“乡村病”，但实际是城镇化过程中的阵痛，类似于城市发展中出现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各类“城市病”，都将是伴随城镇化过程的阶段性特征，而且，从历史维度的纵向来看，村庄实际是处于逐步发展之中，都将随着城镇化的完成而逐步解决。3、也是为有别于乡村复兴运动，突出体现新时代、新特征、新模式、新道路。
二、“一体化”VS“融合”
自提出“城乡统筹发展“以来，“城乡统筹发展”成为高频词，之前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但到了本次报告中提出“城乡融合发展”，应该说从历史维度和认识深度来看，由“统筹”到 “一体化”再到“融合”是发展的进步和认识的升华。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基于特定发展阶段所提出的发展战略，主要表现在(1)强调外力的注入（工业反哺、加大城乡统筹、缩小城乡差距）；（2）强农惠农富农战略驱动；（3）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4）突出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改善农村生活条件等物质层面建设；（5）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实际是基于城乡二元思维使然，更深层的是以城市单向思维、城市标准来套用发展乡村、复制城市发展道路，本质上有悖于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反思多年以来，以城市思维导向下的乡村发展，不仅未促进乡村地区的发展和复苏，反倒更加速了发展要素向城市的转移，加剧了城市对乡村的掠夺，这是忽视乡村发展规律的必然。

   在新的提法中未再出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取而代之以“城乡融合发展”，这是根本性变化。首先，认同乡村发展规律有别于城市，遵循城市和乡村各自发展规律，坚持城市和乡村两个发展维度，相向而行，空间融合；其次，发展动力上更强化乡村地区内生动力的培育，而非过度依赖战略倾斜、城市带动、工业反哺等外力驱动。第三，解决途径上“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与“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有本质区别，更强调内生增长动力的培育。
三、“总方针”VS“总要求”
首先，从提出背景分析。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总方针”实质是基于城乡矛盾不断激化背景下所被动提出的一种阶段性策略，根本的落脚点是使乡村更好地为城市服务；而新的二十字“总要求”则是面对新时代所主动提出的新战略，根本的遵循是城乡共荣。
其次，从具体内容分析。建设新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二十字总方针，这实际是满足乡村发展的基本需求、是对应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所设定；“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二十字总要求，则是站在新时代、为实现现代化所提出的新目标、新要求。无论从发展水平、发展理念、发展路径、发展模式和发展主体上都与原二十字总方针发生了很大变化。
四、“计划”VS“市场”
回顾发展脉络，可以清晰的看出以往主要是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全力推动，虽然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乡村地区发展，但与城市相比，差距在逐步拉大；并出现明显的变化，逐步转变为政府引导、市场推动，这与以往的策略存在根本区别。尤其是自2013年“美丽乡村建设”以来的一系列乡村建设实践，其中尤以“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为代表，采取财政资金引导，撬动市场，社会为主体多方参与，且从市场反应来看，尤其是对于市场积极性的调动性来看，也是与以往存在根本性变化，之前多是雷声大，雨点小，当前则是全员出动，固然有一定泡沫成分，但终究使市场开始转向、开始推动乡村地区发展，适度的泡沫更是一种润滑剂，更好推动解决乡村地区振兴的根本性问题和活力，也使农村地区观念在逐步发生根本性变化，诸如当前农民的市场意识和能力都是先前时期所无法相提并论，这本身就是巨大进步。都在激发新的市场要素发展，充分调动积极性，开发、发展意识增强，身份认同的确立和增强。

   正如，当我们用批判性的眼光来审视当今的房地产发展，但从历史视角来看，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98年以来的房改所催生的房地产市场的蓬勃发展。虽然存在一定泡沫，但客观来说，确实将乡村进入社会主流视野，很大程度上催热了乡村市场，激发了社会投资乡村发展的热情和提升了投资预期，同时，唤醒了乡村村民的市场意识和调动了发展积极性，纵然有一定程度泡沫，但适当的泡沫实际是促进发展的润滑剂，这与以往的新农村建设是本质区别。
五、“管理”VS“治理”
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农业产业形态已经由原来的小农经济的传统农业逐步向各类新型业态转变，诸如农业自身的产业化、规模化、特色化、品牌化等，围绕农业的农家乐、民宿、田园综合体、乡村度假、休闲养生、农业品牌；农产品则遵循无公害化—绿色化—有机化—品牌化逐步演化；农民自身也在发生变化，原住民——一代农民工（50后）——第二代农民工（60后、70后）——第三代农民工（80后、90后、00后），与农业、农村关系、观念在变化，归属意识逐步淡薄，农村社会正逐步由传统熟人社会向现代社区化社会转型；生产也在逐步变化：人力、自然力——机械化——大型机械化——信息化、产业化、智能化；与此相伴随，经营主体和经营模式也在逐步发生变化，总之，依照传统农业社会的宗族化、行政化或者部分地区的强人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实际，所以需要采用新的乡村治理模式，需要由传统的乡村管理向乡村治理转变，尤其强调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六、“政策”VS“制度”
从影响层面来说，政策多是局部性、浅表性的，而制度则是全局性、根源性的；从时段性来看，政策多是阶段性的，而制度则是长期性的。
   梳理近20年来变化，表现在“三农”内在的分为几个过程，实质是“三农融合”的逐步过渡，也是一二三产的融合过程，空间的融合，政策在进步，认识在逐步深入，进而更深层次的延伸至制度层面的系统性探讨，且进入决定性阶段，之前虽有制度方面探讨，但更多是局部的修正，成效有限，根本原因在于未达到特定发展阶段。站在“新时代”的高度来重新审视，由“物质”向“制度”转化，由管理向治理转化，解决思路也在逐步多元化，且由外力向内力转化；由单点突破到系统解决的根本性改变，是一次巨大的飞跃。
   以往关于乡村的论述主要表现为：一是政策倾斜，诸如惠农强农政策、粮食补贴等；二是工业反哺和城市支持，诸如对口帮扶、乡村扶贫等，三是设施配套，诸如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统筹、村容村貌整治等，概括来说，也即“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实际上多是多借助“输血”式政策外力、城乡自上而下、物质带动，但反观多年以来乡村发展，无论从农村参与，还是实际成效，都暴露问题重重，根源在于未把握乡村规律、未触及乡村制度、未植入内生动力、未激发市场活力。
   乡村振兴战略与以往报告的不同在于较少政策性论述，而更多是制度性表述，尤其是涉及基本经营制定、土地制度、“三权”分置制度、治理体系等根本性问题，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充分表明国家对乡村改革的空前力度和乡村振兴的坚定决心。
   总体来说，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论述，无论是从六大战略中居其三所凸显的高度，还是系统性思维所展现的广度，抑或涉及乡村基本经营、产权、治理体系等制度性探索所体现的深度，都充分说明乡村振兴的战略全局性和改革的决心与力度，其意义不亚于改革开放，由此可以不夸张地得出，未来中国乡村必将发生根本性改变、必将成为国家决胜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的重要引擎、 必将迎来百年一遇战略机遇期。